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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一号卖了个好价钱。他的身体很完整，收购尸体的那个医生显然很满意，他检查了一番后说：“这位先生会派上大用场的。我正好还想要一副骨架，就像这个一样。”说着指了指旁边的一副骨架，颅骨浑圆，牙齿整齐，骨头被漂得很白。

    西里安本来皱着的眉头在收到钱之后也平缓了。尽管他在回去的路上嘀咕着：“他就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吗，一个死得完完整整的人？”

    “噢，西里安，”我说，“如果这位医生想得更深一点的话，我们就完蛋了。”

    转眼间，世博会到了尾声，报纸上开始多出其它的不相关的内容，边角处刊登的寻人启示数量也在增长。

    在上面看到熟悉的名字和相片很糟糕，好在大部分失踪者都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有许多外来的年轻女子消失在芝加哥的人潮中，像一滴水流进池子里，她们的亲人往往要好长时间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女儿或者姐妹已经很久没有来信。倒是我的一些有身份的顾客，他们的消失会引来警方和侦探轮番上阵，那些警犬们有时也会来访我的药店，用怀疑的眼光问一些问题，同时拿着一个本子装模作样地在上面记录着——也可能是随手画画吧？那副四处嗅嗅闻闻的模样真是太好笑了，我要颇费一点功夫才能维持住漠不关心、又有点不安的态度，一个陌生店老板的态度。

    总的来说，一切都还算很顺利。可能我在这方面还算有点天赋，做得越来越练了。谋杀嘛，就是一件只要坚持就能做好的事，只是大部分人做梦也不会去尝试而已。

    我又抽出了一张纸条，随后稍作准备就去登门拜访了这个人。他见到我时有点惊讶，很快就高兴地将我迎进门去。经过简单的铺垫，我建议他到外地散散心，并且写信通知亲戚自己要出去疗养旅游，理由也很正当，这样对身心都有好处。

    “你会和我一起去吗？”他问。

    “我会的。”

    “那么，”他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在信里写上你的名字呢？”

    “你的亲戚都不认识我，要解释我是谁也很麻烦；而且侄子侄女们还会担心你会不会受人欺骗，”我说，“别让他们把你当成小婴儿了，先生。你有权自己决定去哪里和说什么，通知他们只是礼貌而已。”

    他听了深以为然。

    我预计他的亲戚收到信后会和他通讯一两次，这种信件还是本人来回复比较保险。不出意外的话，下一次见面我就可以杀了他了。

    回去的路上，我从口袋里掏出小笔记本，记下路上偶然注意到的那些陌生门牌，这也是我最近养成的习惯。我记录了很多很多地址，在店里无所事事的时候，就拿出信纸来，写匿名信件寄去，同时留下对面街古董店前没有上锁的邮箱作为收信地址。到目前为止，前后寄出了大概六封信，没有收到一点回音。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说话太无趣了？我只是想要一个朋友而已。

    盒子里的纸条越来越少。

    说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西里安的态度却始终一成不变。他很快适应了现在的情况，从一开始只是质疑，到现在告诉我“我们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尸体”……他又一次变成了那个能决定现在应该怎么做的人。这句话影响了我的行动，而且使我耿耿于怀。这是什么意思？他想要抽身吗？他会离开我吗？我也不想搞得好像人生里就只剩下爱不爱的这些破事，我就是没法控制自己不在乎。有时候我们才停下车我就强迫他和我做，尽管密闭空间里充斥着尸体的怪味，我从始至终都没有硬起来。性变成了一种……证明，一种试图确认什么的方式，糟糕的是没有什么能够真正得到确认，所以怎么要都不够。有时候我把自己弄伤了，或者跨坐在他身上，毫无预兆地过呼吸发作，露出喘不上气的翻着白眼的丑态。他用手笼住我的口鼻，我的脸上潮湿一片，涕泪混合着耳鸣。“你爱我吗？”我问他。

    你真可怜，苏伊。他只会这么说。他会松开手，轻轻拨开我被汗打湿的头发。非常、非常短暂的一晃之间，我的脸靠在他的掌心，眼睑低垂，从濒死的间隙里看见西里安露出了迷恋的神色。

    就在那一瞬间，过去和现在轰然并至。我想起了他最初见到我的漠然和后来为我处理伤口时反常的温柔，就像我之前早已发觉但不愿意承认的那样，西里安无所谓我是谁，说到底，他只是喜欢我虚弱的、伤痕累累的模样而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和布彻尔是一样的。

    ＊＊

    又一个普通的下午，天色很阴沉，紧接着降下瓢泼大雨。我坐在柜台上，透过玻璃看着街上狼狈躲雨的行人，戴上眼镜，写信，低着头，鼻尖离信纸很近，眼镜几乎从鼻梁上滑落下来。

    亲爱的陌生人：

    今天下雨了，你喜欢雨吗？我喜欢坐在屋子里听雨。雨下得这么大，送葬队还在缓缓前行……屋里门窗紧闭，只能听见很微弱很渺远的号声，而且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那种旋律，我只有在听的时候才能回忆起来。

    “噢，苏伊。”一个声音伴随着推开玻璃门的风铃声响起来，一个属于老太太的声音。“看看你，可怜的孩子。为什么这么悲伤啊。”

    “什么？没有这回事。”我扶了扶眼镜，把报纸翻到下一个版面，娱乐新闻和赛马。我喜欢这个，尽管我一看到赛马就想起探长的事。

    “是吗？”

    她说，声音很低、很温和，近乎哀悼，“你大概是病了吧，医生。”

    我病了吗？我看着那张报纸，上面的字都变成糊糊的一小团。

    我把报纸对折，对折，对折。

    我想了很久，觉得自己其实很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悲伤的病菌，这样我就可以把责任推卸给它；我就可以说，事情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我病了，而不是因为我只是一个懦弱的、残酷的废物。我真的很抱歉。

    这天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布彻尔问：“你又摸了什么脏东西吗？”

    我把手抬起来看了一下，发现指甲上有一些黑黑的东西，我也觉得很奇怪，把手凑在鼻子底下嗅嗅。

    “哦，”我说，“报纸的油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