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明 第199节

    儒家其实是讲逻辑的，所以他们现在才很纠结。因为在他们看来，能从圣贤著述中找到源头、千百年来诸多大儒各有佐证，这门学问才称得上是严谨的。

    如果不是因为儒家本身颇为严谨，而且有很强的唯物属性在，中国岂能在宗教思想上最不受束缚？

    现在他们这么为难的原因是什么？

    朱厚熜皱着眉头：大概是因为过于推崇先贤，一定要从前人的言论里找到源头与佐证吧。

    他开口说道：“天理昭昭，物理不变，先贤学问也是自格物之理、参悟人伦而来。三千余年以来，一代代人都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研究学问，纸张取代了竹简、丝帛，诸多所得已经证明今人在物理上的学问是超过先贤的。人伦之理，今人在治理国家、教化百姓上也比古人做得更精细，何必一味厚古薄今？”

    杨廷和等人却不敢像他这么“大逆不道”，认为自己的学问超过了先贤。

    朱厚熜继续说道：“难处只怕在于，卿等须明白一个实字。伯安将知行合一，践行所知，朕以为有两步。先是许多人有落到实处的践行，故而有了实用的知识。有了实用的知识，再进一步践行之、落到实属，获得更多的经验与知识。实践由人来做，实践于人理，那就能不断改进人伦；实践于物理，那就能不断得到真知。”

    “这天理，本就是人理与物理的不断进步，慢慢趋于明悟天理。物理与天理、人理之联系，朕以为就在于实践二字。万物的道理，人伦的道理，都是古人、今人不断实践总结而得，它们有历史的一面，也有发展的一面。朕以为，若从实践入手，便不必拘泥于古人如何说，而是要肯定一点：学问是在不断进步提高的，今人只要秉承实践的作用，那么就能在尊重古人所得的基础上，超过古人。”

    朱厚熜说完这些，御书房内就陷入了一种很微妙的沉默之中。

    几千年来，儒家子弟的内心都有一个枷锁。他们始终认为，先贤的学问是最高的，上古时期的社会是最令人向往的。

    现在，皇帝要他们尊重古人就够了，别一味尊崇古人。

    要相信自己比古人还厉害？

    第198章 再一次登基

    王安石变法前，有新学。《三经新义》、《字说》，都是要为儒家治道奠定理论基础。

    为什么必须有学问基础才好变法？因为变法就是变动利益，而人们对利益变动的反应最好要有关于道德方面的引导或约束。

    这就是现在杨廷和最关心的人理方面的问题。

    要把新法的“人理”找到理论上的依据，定义好新法局面下的善与恶，还要让尽可多的人认可、赞同。

    现在，他们都思索着朱厚熜所说的实践一说。

    天理、物理、人理只是概念，而实践一词……

    他们看向了皇帝，杨廷和问道：“陛下之意，实践乃是亘古不变之道理？一切学问自实践而来，实践不止，故而学问常新。学问既新，知行要合一，故而法实应常变？”

    朱厚熜感慨着毕竟是大明最顶尖的一批聪明人，很快就能从这些新概念里发现对他们当前变法最有利的依据。

    他点了点头：“自是此理。譬如国初，其时状况是人丁凋零、赋税不足，故而当时行军屯卫所之制。如今大明人丁早已倍于国初，赋税其实亦可倍之甚至更多。状况已经发生改变，符合国初的制度，不见得能符合如今了。”

    对于朱家后面的皇帝来说，祖制不容轻动也是一个约束。

    现在朱厚熜同样需要一个理论依据，他接着说道：“法虽不能轻变，也不能不变。哪怕是如今朕与卿等商议之新法，其中也或有不符合当前物理、人理之处。实践之要义，在于周全思虑后，实践而观其成效，有了新知再改进。”

    “陛下，这其中政之善恶，如何令天下人明之？”杨廷和又追问他最关心的。

    就算变法有理论依据，但变法过程毕竟会损害许多人已经得到的利益。说是善政恶政，其实是天下官绅心中的善恶。

    “人理有一己之私，也有天下之公。”朱厚熜对这些问题一直就在思考，“理学之灭人欲，便是欲得天下公义之天理。天理循环，人理若违背了这天下公义之天理，自是常有改朝换代之事。届时，旧朝官绅又能十中存几？”

    “自然，那并不是眼前就已经有的局面。只是防微杜渐，人人本就应该克制私欲，避免家国走到那一步。期望人人都能灭人欲，不如从严明律例约束之，从法之常变而压制之。”

    “就国事而言，并非从此便无常法，否则天下人岂非无所适从？然从实践看去，每个时期找到损害天下公义最主要的矛盾争端所在，只是想办法解决已经出现的主要矛盾。国体之本不轻变，国用之法则可因时而变。”

    “当前大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人丁日益增加，财富却不见增长。到底是什么原因，人尽皆知。财富田土集中于官绅富户，过亿百姓近乎无有立锥之地，天理公义何在？若不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以史为鉴，大明距离亡国又还能有多远？”

    他顿了顿之后说道：“道理其实谁都明白。损了他们眼前之利，便是恶政；每一种新法，于某些人是恶政，于某些人是善政。凡事皆有利弊，没有十全十美之善政，此亦天理。”

    “变法之根基，从来不是十全十美的善，而是犹如治病用药。是药三分毒，但用对了药，却能重焕生机。广东衙署改制为何能分化广东士绅？大势浩浩汤汤，能顺之者则昌，欲逆之者则亡。”

    “意欲以私欲凌驾于天理之上者，便如田间杂草，不除之何能丰收？除杂草，是年年都要做的事，是永远都得做的事。只要秉持天下公义，便是善政，便能得人心。人心既至，天下安然无忧，青史自有公断。”

    朱厚熜不必要把话说得很透。

    治天下需要依靠官绅，但亡天下却只需防着百姓真的活不下去了揭竿而起。

    如今情形已经是官绅把百姓往那条路上开始赶了，那些接受不了皇帝和朝廷想要保住统治秩序的官绅，那不就相当于在谋反吗？

    杨廷和他们始终担心天下的反应与评判，历朝历代的变法者和施政者总是执着于分善政恶政。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争了多少年？思想要进步到学会全面地、联系地、发展地看问题，不是那么容易。

    现在，朱厚熜是导师。

    理学是唯物的，但他们在方法论指导上是短板。

    理学一句简单的格物致知，心学一句简单的致良知，都不够系统，指导作用很有限。

    朱厚熜借着王守仁的来信，开始给他们一些小小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震撼。

    万事万物都在永远变化及联系着，变化的法则就是万事万物之间构成的矛盾。

    对立与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可能性和现实性，偶然性和必然性；关于整体与局部，关于个性与共性，关于相对与绝对……

    最后就指向了矛盾分析法。

    “……天下官绅百姓之间，这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众多矛盾纷繁复杂，只能想方设法找到那主要的矛盾，还要分清这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

    在杨廷和等人提笔狂写、头皮发痒之际，朱厚熜接着说：“就如今而言，要推行新法的主要矛盾就是天下官绅的私欲与天下百姓的公义之间的矛盾。这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又是那些顽固追求私欲的官绅会想方设法阻碍赋役新法的变动。”

    王琼接了话头问道：“故而拟定官吏待遇法、采办法、改革衙署、鼓励工商、申明律例就是先分化之，进而推行赋役新法时，彼辈就无法同气连枝。势单力薄之下，依律办之便无大碍？”

    朱厚熜赞同地点头：“天下事应对之策，莫不如将同道变得更多，将敌人变得更少。朕若不秉承此理，御书房内如何能如今日一般君臣一心？”

    杨廷和等人神情复杂，当初保王琼他们，后来还把当初的“敌人”变成了新党，就是这辩证法的威力吗？

    陛下说了，辩，就是思辨之、争辩之，为的是知；证就是实践之、佐证之，为的是行。

    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知行合一。

    不知道如果王守仁在这里，此刻会是什么表情。

    杨廷和开口道：“今日颇有豁然贯通之感。陛下既早有此法，为何今日方才对臣等阐明？”

    朱厚熜笑了起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放翁不是早就说过了吗？开始试行新法了，卿等这年余以来面对朝野非议，有了亲身感受，此刻不是更容易领悟此法了吗？”

    这话是一点都没错。

    在朱厚熜心目当中，这些思想是多少人、多少教训渐渐沉淀起来的？空口一说，哪里就能被领悟？

    再说了，之前的朱厚熜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威望——在这御书房内。

    此刻，参策们只能都眼神莫名地看着皇帝，有如看着天人。

    以他们的人生经历及知识积累，自然是识货的。

    这一套学说，蕴含的思想之深邃，确实可以称得上一句超越先贤。

    这个辩证实践法，也是大可用于国事，小可用于为人处世，甚至用于探求新知。

    党魁身家性命及身后名已经与新法再不能脱离，杨廷和离了席位躬身行礼：“请陛下为此学赐名。”

    “哦？要开始宣扬了？”朱厚熜看着他笑问。

    “广东编审科则已毕。明年开始，广东要推行赋役分离、贫富共担了。严惟中去了浙江，费子充在四川，诸省虽不暂行新法，当可将新学问作为天下争辩之话题。”

    杨廷和顿了顿之后说道：“私利便如陛下所言，人人不愿公开多谈之。此新学既现世，守旧之人必引经据典驳斥之。借学问之争，可轻易分辩哪些人是新法主要矛盾之主要方面。学问，毕竟是天下士绅安身立命之基。”

    儒家让天下读书人只要研究儒家学问，就能通过科举与士绅阶层获得地位、积累财富。

    如今官方要提倡新学问了，能接受、能适应的自然就是同道，不能接受、想办法反对的自然就是敌人。

    严嵩想在浙江通过朝廷演的戏厘清当地利益关系，为将来做准备。

    现在，杨廷和想通过新学问的争辩直接找出全国的新法敌人。

    朱厚熜深深地看着他：“既然如此，卿等是否有改变科举考制之念？”

    只有对科举露出想动刀的念头，那才是把这矛盾显化的最有力武器。

    有新学问，科举自然会变。

    那些顽固的士绅大族、天下还没有举人以上出身的读书人，全都得被波及。

    算不算新法已经推行到全国？不算，因为下一科的会试是在嘉靖五年。

    对新党来说，透露出这个念头就行了。反正到时候是不是真的会改，那要看广东的成效。

    杨廷和回答道：“若有新学问，自当渐改科举。广东官员已足，自广东起，乡试可一年一次，考新学问。官吏待遇已有提高，将来若科举有成便俱可为官，天下读书人何乐而不为？”

    若整个大明将来都像广东一样，那么天下官位将何其多？存世的仅仅一万三千余举人、三千进士如何能够用？

    天下的吏员又一共有多少人？

    这是古往今来未有的创举。

    受损的，只是那一小部分跟不上时代的顽固官绅。

    为什么好像能多方得利？

    因为陛下已经给出了答案：万事万物都是在发展的，天下财富本来就谈不上是固定的。丘濬在《大学衍义补》里说了，财富是“资于人力”的。

    人变多了，明白了更多物理、人理，他们的劳作就自然创造和积累着更多财富。

    大明的国库日渐空虚，是因为财富都被藏起来了，藏在如今的官绅富户那里。

    杨廷和为什么肯这么做？

    先是木已成舟当了党魁，现在是有了一种开创历史、为天下读书人谋更多出路、还能为天下百姓谋福祉的使命感。

    若能成，杨家流芳百世、地位财富都不会缺。他杨廷和，太庙、孔庙、史书都能笑着蹦迪。

    朱厚熜笑着看他们，心里闪过这些念头。

    “本想等万法馆于物理有所成之后再借新物之利宣扬之。”朱厚熜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既如此，那就由卿等与天下读书人争辩吧。至于名字，就叫实践学好了，其学问之法为辩证法。”

    理学心学之后，大明只怕从此以这实践学为官学了。

    新法怎么能少得了理论之争？现在旧党就是在费宏的“领导”下不断从理论的角度，从圣贤对治国之道的见解来抨击新党胡作非为、祸国害民。

    费宏是知道有新学问的，所以现在显得新党难以招架——毕竟新学问还没有公之于世。

    在被疯狂抨击了一年多“轻农重商”以至于世风将不古、“苛待士人”以至于教化将不成、“大坏旧制”实则是误国且弄权之后，新党雀跃着准备反击了。

    亲，这里有一整套的新学问，要不要体验一下？

    朱厚熜笑着看他们：“朕只是从卿等学问中参悟而来天、物、人三理，又从知行合一领悟出了辩证之法。可从这实践学出发，为何就必定要变法，那就是卿等之领悟了。”

    这就是费宏说的：让臣子去争，皇帝要留有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