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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布彻尔说：“我要离开一段时间，明天或者后天，一个人。”

    “好，”他说，就像我们在谈判时急于稳住对方那样，紧接着又问，“要去多久？……你还会回来吗？”

    “我不知道。”

    他没有接话，用忧伤的眼神看着我。

    “布彻尔，”我说，声音几不可闻，“我很累，没法在乎你的心情了。”

    说这话的时候，我并没有显示出非常疲惫的样子，憔悴得很平常。一个人能承受的和能表现出来的总是有限，也可能我根本没有因为什么事变得更糟，只是从一开始就想要结束，这种恳切让人持续维持在一种厌倦的状态，没有希望也不绝望。

    他沉默了很久，转开视线，看向窗外：“很高兴你能坦诚地说出这样的话，爸爸。”不，他听上去一点也不高兴。

    我们没有再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布彻尔搬来枕头，和我睡在一起。“如果你再也不会回来……”他说。他没有说完这句话，假装自己睡着了，我听见他有时像是骤然想起什么尴尬的事情似的急促呼吸声。我想如果我现在抱抱他，说一些安抚的话，我们两人都会好过得多，但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不知道有什么必要做出哪怕一丁点的努力。

    “我希望一觉起来你就改主意了。你会吗，苏伊？”

    临睡前，我听到有人这样说。我现在知道他不是我的假想朋友，我现在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

    第二天我一觉睡到中午，茫然地坐在床边思考人生。昨天那么迫切地想要离开这里，仔细一琢磨却好像没什么地方可去。我所有的不动产也不过就是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和环线里那间小药店，存款只允许我在出国旅游和供布彻尔上学之间二选一。我已经算是最不负责的家长，要考虑的事情却还是有这么多，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为自己生活过，如果我现在还能算是有生活的话。

    话说回来，我真的非要离开不可吗？

    我甚至不愿细想，驱使我起床换衣服的不过是担心被布彻尔暗地里嘲笑的自尊心，这事实太浅显也太伤人了。

    我努力想象自己正要出门游玩，洗漱的时候仔细地刮了胡子。因为太久没有好好打理自己，我变得手忙脚乱，从浴室里出来，浑身都是松针须后水的味道，但意外地感觉不错。须后水和伤口带来的这种轻微刺痛感让我感觉活着。

    走出门站在正午的阳光下让我莫名有些畏惧。我在镇子里漫无目的地走着，心烦意乱，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我最近刻意地回忆以前的事，来温习对布彻尔的爱。原来有那么多个被我忽视的细节指向现在这种局面，只是当时我完全没有察觉。我明明从很早的时候就发现了，布彻尔是那种各方面都有点古怪的小孩，可我还是盲目地和他一起生活，对很多信号视而不见。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当然是我对一切事物的漠视，但同时，在潜意识里，我总觉得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可能改变我们两人的关系。血缘的纽带牢不可破，超然于一切准则之上，就比如我总是轻易原谅他的所作所为；当他杀了人，我会帮他处理尸体。

    我一直以为我是如此盲目地爱着他，布彻尔·赛德斯，继承我父亲姓氏的人，我唯一的孩子。但直到最近，疑虑在越来越多个瞬间的间隙之间生长，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事情和我所相信的不太一样。失去玛蒂尔达以后，布彻尔成为了我唯一拥有的确凿无误属于我的东西，我不能承受失去他的代价，真的，所谓的爱也不过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他了。

    我去了一趟墓地，高耸的铁栅栏门没有上锁，在墓园入口处，木头盖的简陋小屋子里，守墓人正在躺椅上瞌睡，我没有叫醒他。走过无数块墓碑，我终于看见了我想找的那个十字，隆起的坟茔和崭新洁净的墓碑，看起来还没有鸟兽在这里停留过。我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坐下来，背靠着冰冷的墓碑，闭上眼睛，好像有另一个人就坐在我旁边，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害怕；我在家从窗户看着花园的时候反而更容易忽然心悸。佩特拉，我问，这一切都能结束吗？谁也没有回答。

    ＊＊

    从墓地走出来之后，心情变得很压抑，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散步的路上，经过餐馆，远远闻到里面潮湿餐桌布的气味，开始感觉饿了。

    “噢，赛德斯先生。”有谁叫我。转过头，原来是苏珊老师。

    “你怎么没在学校里？”我问。

    “受不了食堂了，”她说，“如果您不介意，一起吃个饭吧。我不想太靠窗，这里怎么样？”

    她给了我一道选择题，比起窗边，靠墙的位置确实更有安全感一些，于是我说这很好。选好了位置也就意味着我们得一起吃饭，但我今天可能不太想和人相处，太糟糕了。菜单上的食物也变得索然无味。

    “烤鱼土豆泥，”我说，“喝点什么？”

    “柠檬水，”她说，合上菜单递给侍者，“就这些，谢谢。白天喝酒对身体不好，我姑妈在德怀特的戒酒疗养院做护士，回来给我讲了太多酒鬼的例子。”她说这话的时候转头看向我，并没有针对的意思，语气很诚恳，我却变得更局促了。

    对于一个嗜酒的人来说，德怀特这个地名因为戒酒疗养院沾染上了痛苦的气息。你有病，你是一个垃圾，没人会尊重你和你的隐私——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心里这么想着，我什么也没说。苏珊真是个老师，在她面前我总感觉犯了错，说什么都缺乏底气。

    上菜之前的沉默很难捱。我随便扯了一点话，问她学校的事，她顺着话题说了一些事情，频繁地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又放下来，不定时地重复这个动作，仿佛也很不自在。我听着，心不在焉，在桌子底下抠我的指甲，犹豫了很久，终于忍不住问：“对不起，你在看我吗？”问完我突然回过神来，开始有点后悔，还好这时刚好上菜，打断了这个不合时宜的直白问题。

    “……是的，”过了一会儿，她没头没尾地说，“您看起来很悲伤，是发生了什么吗？”

    我愣了一会儿，刚舀起的土豆泥从勺子里滑下，落回盘中。“这应该从何说起呢？”我于是问起她布彻尔的事。布彻尔是我们都了解也都愿意谈论的共同话题，一时得意忘形，我说得有点多了，包括最近我对于亲人的爱的焦虑。苏珊听后，说：“不会是这样的，父母对孩子的爱不可能这么自私，赛德斯先生。只是有什么事情让你变得自责了。”

    我没再接话，舌头上的食物开始失去应有的味道。“谢谢你。”我说，想要继续我的午餐，一低下头，眼泪一滴，两滴，落在盘子上，向下流淌，和烂泥一样的土豆泥混在一起。我放下刀叉，摸了摸脸，用手背按压着眼睛，也止不住毫无预兆不断流下的泪水。我手忙脚乱地在身上翻着手帕，苏珊叹了口气，把自己的手帕递给我，我用汗湿的颤抖的手接过苏珊带着香味的手帕，捂在脸上，我知道我现在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一个可悲的中年人，弓着背蜷缩在椅子上，压抑着哭声，像打嗝一样剧烈啜泣；旁边投来带着嫌恶的探究的视线，我却因为难堪而更加难以自控。

    第二天人家就会开始传小道消息，比如在学校教书的那个苏珊把一个离异男人甩了，那个倒霉蛋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声大哭，诸如此类的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像这样毫无预兆地流泪，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我经常哭得大脑缺氧，连声音都听不清。我一直在道歉，我很抱歉，窗外的阳光实在是太好了。